• 读书最好的方法,那是 “万法皆宛转归于自己”。

     

    彼时香港书展,朱天文在其讲座中说“比如读个书来,它有它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读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给它歪读,错读,都没有关系。读到你自己的身上来,把它当成是一个引子。”

     

    年幼的时候因为阅历不足,常常错读歪读,于是也就总在这歪读与错读中萌发 “不相干”的启发。而现在,每读到厉害书,想要将其攻下,自然不能甘心终以“误解”收场的。所以读书,首先要读到自己身上来,于身亲,同时,对当下产生的误读与错读,还要留有一个自觉的余地。

     

    难读的书,读起来像勾描一条龙。一笔一笔地点在纸上,俯身在恍兮惚兮中摸索龙身。这边勾两下,那边画两笔,每不知对与不对,唯见得纸上墨迹斑斑,这也同错读与歪读的“没有关系”,甚至还可以是更好的。

     

    我读胡兰成的书,觉得那真是难读。可是没有难度的书,读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初我留言薛仁明,问他是否可以试架一座桥梁,将胡的学问从天上拉下来。他说不行,是如宋儒的坏处。而今天我读他写的《天地之始 胡兰成》,却觉得,这不就是那座桥么!

     

    薛仁明这本书,使我今日于胡学有了更一步的靠近,也矫正了我读胡书的一个错误——为了避免“误读”,常常是把本身就很高玄的胡学还往高处想,于是越想越觉飘渺,许多地方都无法触摸。如今读了此书,这才增添了更多可摸于身边的亲近感。

     

    胡之学问,我集中攻坚的核心着力点在于其与西方文明(也是中国当代状况)的“逻辑理论的是与非”的矛盾。从高中二年级起,一直到大学,我的认知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乃是一套立于逻辑的“凡事都要于理论上通得过”的原则。而之所以不把胡学轻易归结为“感性认识”甚至“迷信”,则是多因平日与好朋友杨圣人在一起闲聊中的开豁。杨圣人曾说:“逻辑思维其实是最低级的思维方式。”我一头雾水,问他怎么能懂得这个,他说,可以先找逻辑思维的“盲点”。

     

    杨圣人至今被我奉为朋友之中智慧最高之人,这种认定并非是简简单单的“他被我认可了”这样。毕竟个人受个人水平的局限,若以“认可度”来衡量人,那仅仅能用于去看比自己低的人。遇见了比自己高的人,他是要超出你有限经验的,与他相处应该处处有你的不明白,处处有你的不理解,甚至还会处处有你的不习惯与不喜欢。(胡兰成于大众不也就是这样一个人么?)可能有人要问,那我们凭什么来对眼前这个人升起信心?以杨圣人之于我的经验,那是,你用你的一切来推他,倒他,用尽聪明,耍尽花招,在他那里却全然没有新鲜感,好像筋斗云逃不出五指山一般,那即是见到高人了。

     

    所以,如果我也要为大受非议的胡兰成说点话的话,我想我会问:那些想要推翻他的论调,于胡兰成本人是新鲜的呢,还是早已被料到且超越了呢?

     

    这个问题要观己观彼,有关“谦逊”,只能自身度量,望当今学者于此都能反思。

     

    薛仁明在《天地之始 胡兰成》里写“生命之事,唯有以生命相应之,‘心心相印’,此乃谈生命之原点。”我读这本书,即是这样于我生命的过往中寻找相印之处。今写此文,也是借来做一个交代,好立起我这张没有完工的勾龙图看看。

     

      破抽象

       

    关于具象与抽象之辩,我是从学数学,学英语处最有心得。虽然说起来,若从艺术领域切入可能最得便捷,但我总觉得那过于简单,有些像“戏论”,如“言有尽而意无穷”,好是好,可听起来浮浅,像什么也没说。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数学。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打电话给杨圣人,他表示同意,说“必须要有感觉。”

     

    数学在常人印象里是理性到不能再理性的事,可是,但凡数学曾经很好的孩子,都会有个体会,既是对当下的题目,定理或公式,要有感觉。

     

    从最单纯处说,比如小时候学1+2,聪明的孩子不用思考,不用掰手指,直觉里就知道那结果是3。别的孩子以为困难繁琐,在他眼里则几乎理所当然到无需证明不用教授。所以小学里的数学尖子生通常不需要上课,更不需要背定理套公式。而课堂的作用仅仅是个“提及”,像用手去指天,问“天上的燕子?”,答“在飞!”他是都知道的。

     

    我从最单纯的启蒙数学说起,是因为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个阶段的所学是“文明理论化”之最基础的阶段,与日常生活最为亲切,故容易“具象”,使得人人都 “有感觉”。

     

    胡学中指出,文明要理论化,还应“具象化”。而西方的文明则是理论的“抽象化”。抽象好似一种“借助”,复杂了就会让人有隔,不易“有感觉”。在数学中则是学到深处要以抽象证明抽象,几经借助辗转论证目标,学生们早已在其中晕头转向,自然无从体会。到头来只能死记公式硬背方法,题目稍一变化,也就束手无策了。

     

    说起“借助”,想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记得小时候做应用题,我极不喜用方程,认为那是笨人采用的辅助,故想破脑袋也要搞清楚题目里的所以然之故来直面对战。现在来看,这便是对“抽象借助”的“无亲近感”了。(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能把情理想明白而不借助方程,才是最得我儿时心意的“聪明人做法”)

     

    再来说学英语。

     

    僵硬地借助语法来学习,那是抽象的办法,如对付做题的规律。可小孩子学语,从来不靠规律辅助,没有“语法”可言,惟是看,听,以及感受体会,这些都是具象的。

    对语言的感受,使得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发音,都具备颜色,气味以及意韵,处处与生活的常识理路相吻合,语法藏于其中,谁也说不出,但谁也不会出错。说到我们自己的中文语法,那也是长大后才知道的,由此则可靠近一句“理论是文明的现姿”。

    初中时候,英语一直很好(高中丢掉了),可一直到初三毕业,我都不懂“主语,宾语……”那一套(也用不着)。 老师每每讲到,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觉那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同小学的方程式一样“不亲切”。

    记得那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讲得极具体(老师好),且是将单词放于课文中边说边讲,每次都会将各种单词各种搭配等等一一从文中延伸出来,细致举出每个例子说明。我现在回想当时,基本上规律都是从这些例子中直接感受来的——为何不用这个单词,而用那个;为何不用这个搭配而用那个……统统在心里有情有理,一切都有一个“合情合理”的面貌。

    学语最忌讳“学规矩”,前人把一切都规定好,你只跟着遵守照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这即是不好。

    然而未必每个人都有强大而自觉的“感受力”来学习,所以,建立英语学习的理论当然是必要的。既然之前说,要点明情理,知道言语的所以然之故,那么理论的首要任务则是要能点的中人心,要亲切,也就是要使之“具象”。

    这里恐怕要举例子才能说明白,可我多年不学英语,一时也想不到,唯记得高三时候杨圣人帮我补习英语,所采取的方法即是“只说情理,不说语法”。我想,这即是通于“理论具象化”的中国文明了。

     

    越逻辑理论

       

    中国文明重感,西方文明重理。

     

    胡兰成说自己是受了张爱玲点拨,开了聪明。以我受刘污点启发的经验,那当是:别人身上开三分的花,你要把来开向十分。此“推三进十”法,是有创造的学习,不流于单纯的拷贝。而我今日发现,还有一种学习方式,则是通过看别人的坏处,自觉出自己身上原本开了三分的好处,且也把来开向极致。

     

    薛仁明写:“学者过度重视知解,一般学者因为生命经验有限,修行经验不足,故而常常在处理生命问题时,动辄以知解取代体悟。”

       

    这个常见的毛病,我最近才有发觉,自己倒是不常犯的。虽然也一直秉持“什么事都要从理论上通得过”原则,然而,若是最终不能在心里促成“感同身受”的体会,则再怎样“说得通”也还是不能不起怀疑的。

     

    年轻人纷争,吵来吵去多是口才功夫的“辩论赛”,过口不过心,硬搬道理,有时甚至为了追着一句话跑的而放弃了自我的真实感受,“辩着辩着连自己都信了”。至于成年人,也好不到哪去。比如我们学校的艺术理论课老师,多是不知哪一刻想出了一条逻辑,“因为……所以……”齐全,看上去非常合理,便觉得“我明白了!”,把来当作不能推翻的真理,其实是缺乏充分感受的悬空组织,经不起推敲。

     

    “而今,生命学问研究者,首要是相应,再者是契入;除此之外,分析,归纳等种种方法,皆无关宏旨。生命的学问,但凡说得“中”,但凡会得了,横说竖说,无非佛说,若是不中,若是不会,说的再多,也是枉然。”

     

    前些日子翻看逻辑学教材,没看三分之一就扔了。我没学过逻辑学,但对里面的东西一点也不觉新鲜,看起来等于是对已经明白的东西做理论化的整理。我很怀疑,人们学了这些,是否就真能于生活中不再犯普遍的逻辑错误?这就像带了一本罗列繁杂的行为指南,每每行动前都要去里面翻翻查找,具体到哪一项哪一条,且还要自行搭配,很不切实际。

     

    “数十年来,所有生命学问的研究,……被社会科学所累,徒务资料讯息的铺排类比;而对西方多度谦卑,滥用西方理论,导致文化主体丧失”

     

    我看小时候自己的画,那时是没有自觉地,也不知理论,惟独靠感觉,靠经验。现在长大了,开始靠一条两条三条的理论来动笔,则常常顾此失彼,不能全面。最明显例子的是我在画绘本《天使的房间》第二集的时候,竟然连最基本的颜色归纳都没有,一片散乱。回头再看幼作,那竟是在不自知中就做到了主次色彩的合理,当下真觉一惊。

     

    不只色彩,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美术理论书籍,读起来其实都让人觉得那理论是理论,而画是画,并非读懂了就能知道要怎么做。

     

    从前执于“说不出来即不是真的懂得”,而现在,倒是觉得最真切的体会反而是理论也成了多余麻烦。所以,学问是要以“内化”为目的才是好的,像好食物的容易消化。

     

    反骨

      

         一般俗论通常将青少年的叛逆期当作是人生必经的坏阶段,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会“改邪归正“似的。而这在高人眼里却不然,倒不是类似“对年轻人的宽容与鼓励”,而是真真切切地将“逆反”视作生命力的真实所在。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逆反期的话,那么,他回归乖顺的早晚,将决定他个人修为的长短。有些曾经叛逆到不行的“坏孩子”(比如我哥,楼下的小混混等),现在竟都“懂事”到极致,甚至俗气得让人起反感。还有些人则是顺着叛逆期的风吹出独立吹出思想后,因不能再对自己有一个逆反而归于趋向专业化的用功,于个人修为之境地已不能再有进展。

     

    书中,薛仁明说胡兰成是“天生反骨”。记得我最早读《今生今世》,朋友要我说说怎么个好法,我模模糊糊,也惟说胡兰成总能有个“反过来说说”。后来读胡的学问书,看到他说,今天是要来一个大的反思,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

     

    天生反骨,鲜明明的还有一人,即是王朔。当初我迷王朔,就是他那股子“跟你们谁都不是一事儿”的劲儿,让我非常赞赏。其实若是说得俗气些,这不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极致化么?

     

    旧的好东西,那是之前的建立,如果受到广泛的认可,则当事人更加容易起坚定。但种种有觉无觉的道理,知识,统统都要有一个可以活动的余地,随时可以化作儿童精心或随手搭成的积木,即使好,也要有它的可以推倒,可以拆除。这才是真的活泼与应对。

     

    从逆反说到了活泼,接下来正好来写“随随便便”。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随随便便,清水却以为,这随随便便正可对治日本人的过度认真;中国人是有馀,极知何者是己身,何者是身外之物,故能够虚虚实实,也固而能貌似随便却有其极不苟且处。”

     

    而“但凡感情与理论,一旦束缚人,就成了业,便是身外之物”,“业是身外之物,并非不可以当下解脱。”

     

       当今知识分子多于道理所束,满口责任,素质,故不“随随便便”,在我看来,也好,但到底“死板”。

     

    记得高中时候,我跟杨圣人说“随地扔垃圾问题”“闯红灯问题”等等。他说“那不过是小事!”扔就扔了,闯就闯了。

     

    前两天我去超市买东西,人家多找我五块钱,我向来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很做作似地把钱还回去,心下一笑,反正天上掉馅饼,直接拿走得了。不料还没出门,就被服务员发觉,硬是把我揪了回来。当时的状况真是窘,可我心里也丝毫没有愧疚,想想周遭极烂的坏人也能做到还回这五块钱的举动,说明这根本不能代表什么,“不过是小事”可以随随便便。

     

     收尾

     

        薛仁明写《天地之始》,说:“本书完全无意强调学术文章经常标榜的所谓“客观”,因为,客观云云,其实有其有限性,尤其在对人文系统作解释时。真正的人文研究,本应该在‘亦客亦主,时客时主’中出出入入,才能完成我们的解释系统。”

     

    正是因为他的出出入入,使我读起此书只觉满目真切,也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想说的太多,总不能 “天地又始”,所以还没发泄完,就赶紧收笔了。我写这篇文,其实倒也有点借着别人说自己话的意思,对于胡学的体会,也只限于个人的“可能错读与歪读”,书中引网友卜二那句“用现今的学术论文来讲胡先生,别人不知怎样,我只觉那是很冒昧的事。”而我今天的这般写来,也觉得于薛仁明的这本书,是有些冒昧的事,但又觉得“也是好的”。

     

    记得收到薛兄寄来赠书的那天,我激动地拿给好朋友看,他接过去竟把鼻子伸进了信封里,大吸一口,道“闻闻台湾的空气!”我仿佛受了提醒似的,赶紧拿来也吸了两口。

     

    想来,我们这般倾心于胡之学问,不也正是要去吸一吸那来自天地之始的新鲜空气么!

  • 范晓萱还没来,我就满身是汗。跟着电音跳不停整整等了四个小时。

    她来了,我们都疯了。待到《管他什么音乐》,小S编的“鸡舞”跳起,我简直飞了,站在凳子上大唱大跳,大汗淋漓!

    只是太近了,太近了,她一看向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北京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如果是“有钱人”,就买了支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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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天的锵锵三人行,文涛好样的又一次提着劲地说出了在我心里一直留着没处发挥的一席话:

    “我觉得,至于你某个个人的生活,其实当然你愿意怎么过过。你愿意享受循规蹈矩,你愿意过套子里的生活,没问题的。但是你知道啊,你不可以没有眼界。现在,我就觉得身边我见到的某些人,没得聊,因为你就是个没见识。你对这事大惊小怪,只不过是因为你不知道,很简单。……现在有些人,就是寒酸。”

    我想说的是,其实,人的水平问题,十有八九都是见识问题。

    年轻人要长见识,开眼界。陈丹青提醒我们说“信息量不等于眼界”,这既是点出了如今虽是电视网络等信息媒体传播纵横的年代,这也丝毫无防于大家的集体没见识。

    身边有朋友热切于通过旅游或体验点什么来“开开眼界”,我觉得,这不过是在补充“知道”的多少,同是“信息数量”罢尔,属于男孩儿常犯的"硬功夫崇拜病”(崇拜“知道多”不知“懂得深”;崇拜“技术强”不知“技艺妙”;更低一等则崇拜“办事能力”不懂“办事格局”;崇拜“成功人士财大气粗的赚钱本领”不懂“成功人士为人成功的究竟本事”等),意义不大。

    眼界不在数量多,而在域类广。

    因为没见识而导致的大惊小怪尚且不说,而那因为从没见过“好”与“高”而根本不相信“好”与“高”的自以为“现实”,则是过早失去年少本色,着实更加让人作恶。

    说到底,你的生活究竟能接触到多少人多少事啊,来来回回也不过是自己的周遭小圈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纵使活了大半辈子也很有可能仅仅是在同一拨人里晃荡。倒未必身边真无“可观之人”,但前提是,你也要有那个本事识货才行。

    把人家认出来,也是要有点见识。

    记得前些日子,我经过我比较恶心的一个寝室,听到里面电脑正放着锵锵三人行,当下不禁一惊——怎么窝囊废也看锵锵的么,看了还这么窝囊?!琢磨了两三秒,立马又明白了。他们啊,是爱看里面那些个贪污了,黑幕了,迂腐了之类,还有文涛那时不时开出的一些有关“性”的玩笑话,以此来满足自己那“看吧,现实就是这么庸俗”的心理。至于节目里,那些“正面的”,“有关思想”的言论,在他们眼里,则统统等同于“场面话,套话,节目里必须这么说”之类,以“听听算了”的态度将其处理掉了。

    这个时代,虽然信息量是巨大的,但我们“有选择地吸收”,如果没有点见识,只取灰褐不知红蓝,看得再多也不过是井底之蛙,如约翰.伯格所言“只能看到自己已经能看到的”罢了。

  • 一点点大,还没取名字,不知道会养多久,或者什么时候会死掉,还是要避免浪费名字和感情。

    前段时间,略略说我应该养只动物,血热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好有个伴儿陪着。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确实经验太少。说起室友从外面捡回的这只小黑猫,头天晚上,我竟然还再三起来给它盖盖被子,生怕它会着了凉死掉。

    记得小时候养小鸡,真是没少动感情。直到眼睁睁看着最后一只小鸡奄奄一息,必死无疑,也不忍心扔掉。妈妈趁我不注意,狠心将其丢进垃圾堆里,我知道了,跑到楼下去,硬是又给拾了回来。当时的画面,阳台一个饼干盒,我蹲在旁边,泪水大朵大朵地往外涌。现在想想都还想掉泪,不过这或多或少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

  • 以钟立风周云蓬为首,中国民谣就是瞎编个调儿来说话,文笔还不怎么样。

  • 当初决定要去康定时,唱了一晚上康定情歌,今时到了乌镇,哼在心头的则是:

    “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 广告出来,我觉得有些害怕了。一怕见人,二怕冷场,矛盾。详情见官网http://www.candyer.cn/

  • 今天上完了暑假里的最后一节钢琴课。

    用手机录自己的“得意之作”,每次按下录音键,就先对着手机报一下曲名:

    “儿歌——”

    可是造化弄人,屡弹屡败,不是这里弹错就是那里弹错,总是不能一气呵成。几经挫折下,我只好对着手机一本正经道:

    “儿歌选段——”

    去年小胖来成都,我们都“青春文艺”了一下。

  • 今年的香港书展不似去年的众星云集,唯有朱天心一人的讲座是上得了台面的。一年前,她姐姐朱天文携新作《巫言》赴港,一场名为“站在左边”的讲座听得我好不激动——刚开始听不懂,唯有赞叹,之后一年随着经历和思考的机缘巧合,现在是能听懂大部分的了,觉得于身极亲,像在说自己。

    出现在人生里的作家,有一些是“锦上添花”,有一些则是“雪中送炭”。我能够想象没有陈丹青,王朔,梁文道甚至是对我有启蒙意义的韩寒的“另一种人生”,但我却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安妮宝贝,胡兰成与朱天文,生命的困境要如何走下去。

    “当你承认‘你跟大部分人的不同,你不愿跟大部分人相同’,你有‘一己的、独特的梦想’,那或许会显得‘悲壮、惨烈’;当你‘站在边缘位置’书写自己的‘意志’和‘生存法’,而不是像厨师本着‘取悦讨好’食客的目的进行烹调时,你或许会地盘不保,你或许会有独行到海边坐化成‘岩柱’的怆然,或许会受到读者一句‘谢谢你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但你不再能满足我,我不再跟随你)’。
    尽管如此,天心依然‘很坚强很努力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像过往一样,背向群众,开辟疆土’。 ”

    天心此次名为“呐喊”的讲座,官方清晰的录影还未发布。看到粗略的文字整理中有这么一段,我借以勉励自己。

  • 我爱看锵锵三人行,每天一集,寝室里常跟放广播似的,干着各自的事,听他们天南地北地聊。

    梁文道,马家辉,许子东,查建英是三人行的家常客。文道兄一直很好很保障,可谓“有他在我就放心了”;马家辉的娘们气给他加分又减分,虽然挺好,但总觉志气不大;子东老师那时不时便会透露出来的文人小家子气,可爱又好笑;至于查建英女士,自打听她说出“你身为一男的竟然这样骂一女的”这类土憋的话,我就对她不抱什么希望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中间坐的窦文涛。高中那会儿粗粗的印象,只觉得他滑,不太对口。现在了解了,他是假傻真聪明,好玩又不得意,谁的话都能听进去,谁的话又都敢怀疑。看他时常笑着自嘲,一不留神就把大实话给说了,连常人只会在心里略略嘀咕的小问号,他也一样拿出来,说完了让你一想——呀,这也是一个境界!

    在昨天的节目里,他就以“你们别吭听我说完”的架式扬扬洒洒道:

    “他们不是老爱骂精英么,其实要照我的感觉,谁也不要自甘愚昧,谁也应该有雄心,去做精英!”,

    “纷纷纭纭的世界,怎么能不被人骗,……,如何看透这些个纷纭乱相,得到你自己的真经,……,我说实话,人民也该负点责任,为什么历朝历代你总是被人骗呢,是你自己不爱读书,自己不爱求取真相,自己就愿意跟着人云亦云。”

    老爱骂精英,我喜爱的王朔是典型。但他的意思是“有些精英怎么那么招人讨厌”。不矛盾。跟窦文涛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意思两边骂”,即“精英也好人民也罢,少自以为是跟人家划清界限了!”

  • 笨拙种种,格格不入,不近人情。

    张爱玲顶讨厌人家说她“怪癖”。挟名人以自重,我也是顶讨厌人家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不承认,而是烦感那口气——属于王朔说的那种“仗着人多以为自己离真理比较近。”

    所以年纪轻轻的张爱玲要写“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今年冬天,当高中班主任举着酒杯挨个“祝福”的时候,到我面前笑呵呵一句“咱跟别人不太一样”,当场就毁了我对他的印象,只觉得以后再没有见他的必要了。

    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但不打算原谅。理解比原谅高难度多了吧。

  •  

    我给它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 就算抛开文学与创作不讲,且也不在这里讨论“艺术就是要不管不顾”,单从文人们最讲究的为人境界来看,因为怕被别人误解为格低而调整自己的言语表现,这样的习气实在有些缺少魄力,同属于“我要做给低的人看”系列。然而真正能够被我欣赏的气魄,则是纵使无人识得,也能有敢为天下先的潇洒。

    每每能出边出沿的胡兰成有言,“你若是强者就自己跟上来”。我给它私加一意,即你若不识货,我也不哄你认可。由此看来,他的心是向着“道”走而无所顾忌的。